【历史文化】夹江南安场：从远古走来的千年古镇

夹江南安场
从远古走来的千年古镇
夹江南安场拥有悠久的历史。1973年，在石面堰原南安乡境内出土石锄一件（由省博物馆收藏）；1974年，在石面堰木城段出土了一些石斧；1980年，在原迎江双路铺出土石斧一件。依据这些文物可以推断，南安场最早开发的年代，至少可追溯至距今四千至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在南安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五千多年来，这片土地又上演了怎样的历史浮沉、悲欢离合呢？
一、远古开篇，南安初立
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距今五千年左右，被后人称之为蜀山氏的一个羌族部落，来到了青衣江河谷。南安场肥沃的土地和依山傍水的环境，吸引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向此开拓、建立新的家园。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在其著作《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中说：“古代蜀人以穿青衣（青黑色）著名，因此又有青羌之称”。在百度上搜索“青衣羌国”，可得结果为：“古国名，青衣羌国建于公元前816年，领地在今四川省雅安至乐山之青衣江流域地带。因为国土大多在青衣江沿岸，故称青衣羌国。”这一远古时期，南安居住的大多为青衣羌民。直到解放后，夹江南安场、华头场、歇马场等地的部分乡民还保留着穿黑色衣服、包黑色头帕的风俗。
公元前316年前后，秦人占领古蜀国后，在夹江千佛岩附近建立泾口戍，属秦国蜀郡。据《图书集成》载：“秦惠王九年（前316年）克蜀，移秦人万家实之。秦人思秦之泾水，于其水侧置戍。”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六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考证：“南安，本蜀支封丹犁地。秦武王时，丹犁结蜀侯叛秦。武王二年伐丹犁，沿江取地至此。于时置县，此为蜀郡极南，故名南安。”秦灭蜀后，蜀王残部在丹犁国部落族的帮助下，联合氐羌濮黎等少数民族共同抗秦。秦军不断追杀，从武阳（彭山）到南安（夹江木城），然后沿青衣江在夹江“歇马”、洪雅“将军”、洪雅“止戈”，直到完全平息，秦灭丹犁后即在这一地区建置南安与严道。南安，即南部已安定之意。秦设置南安县后，即以原丹犁的王城木城为县治中心。氐羌、丹犁的王城木城，其位置应在今南安乡的原乡治故地，现地名叫戴么坝。其地为平坝，面积不大，四面皆山，形势据险。前有红岩峭壁作天然屏蔽，龙沱河自左侧后方蜿蜒而来，横前向右弯曲环绕，跨河前关子门，外有龙门山横亘为外围屏障；后方山峦冈岭从上至下，前进后退，攻守兼备。南安场正式加入秦帝国的郡县制版图。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设南安侯邑，封宣虎为南安侯。《汉书·表中》记载：“南安严侯宣虎，以河南将军汉王三年降晋阳，以重将破臧荼，侯，九百户。”宣虎在刘邦被封为汉王的第三年，以河南将军的身份跟随刘邦收服晋阳、以主将的身份消灭燕王臧荼叛乱两大军功，被赐爵彻侯，封于南安，称庄侯，所封地称南安侯邑，享有九百户的赋税收入。《汉书·高帝纪下》记载，高帝十二年（前195年）三月诏曰：“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西汉初期，列侯在侯邑之内拥有置吏权与赋敛权。《汉书·高五王传》载：“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列侯与诸侯王在封地之内的置吏权类似，西汉朝廷仅为诸侯王设置国相，为列侯设置则为侯相。汉吕后《二年律令·置吏律》记载：“彻侯得置孺子、良人。”《二年律令·田律》记载：“田广一步，袤二百廿（四十）步，为畛。亩二畛，一佰（陌）道。百亩为顷，十顷一千（阡）道，道广二丈。”《二年律令·户律》记载：“关内侯九十五顷……簪袅三顷。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簪袅三宅。”《二年律令·秩律》在记载千石以下秩的官吏时，特意标注“汉”字，所载录二百八十余县，全部为中央直辖属县，而不见记载列侯之侯邑，如当时蜀地的什邡和南安就没有记载。以此推知，汉代初期的高帝、惠帝、高后时期，诸侯具有相当大的独立地位。彻侯“得置孺子、良人，受百五宅”，封地称为侯邑。在侯邑内，地方官吏可比照西汉朝廷自行设置，除孺子、良人、侯相等秩一千石以上官吏和群卿外，一千石以下官吏设置、任免，赋敛的征收、减免等均由列侯自行负责，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权益。周振鹤在《西汉政区地理》的文章中也考证，西汉列侯在汉初拥有独立地位。由此，宣虎的食邑南安县变为南安侯邑，南安县不再保留。据《陔余丛考·汉唐食封之制》考证：秦汉时，列侯无封国者曰关内侯；其有封地，则即食某地之户，而自遣人督其租。《后汉书·注》记载：“封邑，每户轮钱二百。”“食某地之户”，即宣虎受封时，南安县人口在九百至一千户之间，宣虎及其家属居住在长安，每年由南安侯相收取九百户封户十八万钱的租税收入及其他实物敛赋并负责组织运送至长安。

《说文解字》记载：“邑，国也。”《汉书·淮南王传》记载：“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汉文帝刚刚即位，想把在淮南境内的侯邑改封在他处，淮南王刘长表示不必要。汉文帝最终改封了，而使淮南王刘长得到三个县的好处。鉴于诸侯具有较大的独立地位，不利于汉王朝的统治，汉文帝就逐步削弱列侯的独立地位，将侯邑改称侯国。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冬十月诏曰：“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三年（前177年）十一月再次下诏：“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可见，自文帝二年十月发布列侯回到封国封地诏以来已一年有余，在京之列侯们并未离去，文帝不得不发布第二道诏书催促他们离京，并将丞相周勃解任，责令他带头回到自己的封国。由于有丞相周勃的带头，尽管不愿，宣虎也不得不怏怏离开长安，回到偏僻的封国南安侯国。《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列侯所食县曰国。”侯邑到侯国，表面上彻侯地位得到提升，实则明升暗降。南安侯邑变为南安侯国，属蜀郡，设国相一人，由中央任命，主治民，地位如县令、县长，受郡太守管辖。此时的彻侯是一国之君，仅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一些特权，如列侯之子也称太子，可以有家臣，收取封国赋税等。宣虎回到封地后仅六年即去世。宣虎也因此成为南安县可追溯的第一个官员。《汉书·表中》记载：“宣虎，三月庚子封，三十年薨，列侯第63位。孝文九年（前171年），共侯戎嗣，十一年薨。后四年（前160年），侯千秋嗣，十一年；孝景中元年（前149年），坐伤人，免。户二千一百。元康四年（前62年），虎曾孙南安簪袅护诏复家。”据此记载，宣虎，列侯居第63位，在位30年，侯位传儿子宣戎。宣戎在位11年后，又传侯位于宣千秋，11年后即景帝中元元年，宣千秋因伤人罪“不奉上法”，封国被撤销。当时南安国户口已达二千一百户，52年间人口增加了一千二百户，增长了1.33倍多，在全国也居前列。这与汉王朝奖励人口增殖有关，更与南安休养生息、发展民生相连。宣千秋在失去侯位和封国后，其子女逐渐湮没于民间。到了元康四年，87年过去了，汉宣帝派人找到宣虎的曾孙宣护，当时只是一个三等爵、地三顷、宅三的簪袅的低级士人，但宣姓仍是南安四大姓之一。
《汉书·高帝纪》载：“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南安场或于此年后开始筑城。《二年律令·户律》载：“募民欲守县、邑门者，令以时开闭门。”则最迟在高后二年，南安场的城市建设已初步完成，可以聘请平民看守邑门，定时开关城门。
公元前141年前后，文翁出任蜀郡太守，开办地方官学，“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亲自饬厉”“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在南安迅速传播。此后，西汉政府曾两次颁布兴建地方官学的命令，第一次是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第二次是汉元帝时令“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五经百石卒史，汉代郡国官府属吏名，元帝时始置，典一经，秩百石，职掌教化事宜。作为曾经的南安国，此时地方官学也在一定程度得到发展。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在王莽的倡议下，全国郡、县、道、邑、侯国及乡、聚等普遍建立官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地方官学的广泛普及，“兴礼乐，风天下”，“诸生、庶民，翕然响应”，不仅大大推进了平民教育，更极大地推进了社会教化。此时，南安场成为南安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汉和帝永元七年（95年），南安县县长王君重修“平乡明亭大道”。宋代洪适《隶续·十一》载：“维平乡明高大道，北与武阳，西与蜀郡青衣、越嶲通。……永元八年四月十日……”根据对碑文的研究，此时的南安县人口仍不足一万户，南安场所在地设立了乡级建制的平乡，管辖范围大致为今夹江县城区至洪雅县罗坝一带，平乡此时所属的犍为郡为边郡，平乡为南安县治所在的要地。“平乡明亭大道”以南安为中心，“北与武阳（今彭山，与南安同为犍为郡属县）、西与蜀郡青衣（今芦山）、越嶲（今西昌）通界”，即平乡明亭大道沿青衣江纵向连通了南方丝绸之路身毒道东、西两条主路，成为后人所称的“平羌江道”。现夹江千佛岩临江崖壁上犹存四十米长的栈道遗迹，主梁桩孔尚有八个，间距五至六米，孔方形，边长约零点五米，深约一点一米，成等距离水平状排列，正是东汉平羌江道的栈道建筑遗址，也是乐山市境内仅存的南方丝绸之路的秦汉栈道遗址。王君，成为南安历史上有姓氏记载的第一名县长。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伐吴失败后，发生了黄元叛乱事件。《三国志·先主传》：“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章武三年，《三国志·杨洪列传》载：“敕曶、绰但于南安峡口邀遮，即便得矣。曶、绰承洪言，果生获元。”上述资料记载，222年，刘备兵败退至白帝城，感染重病，诸葛亮前去探望后，成都空虚。当时在芦山的汉嘉太守黄元与诸葛亮关系不好，怕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收拾他。他想先下手为强，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就造反了。成都一时人心惶惶，时任益州牧高级佐官的杨洪立即把这些事汇报给太子刘禅，说：黄元向来出尔反尔，又凶狠残暴，他成不了什么气候，他最多会投奔东吴。放心吧，让陈曶、郑绰在南安峡口堵截便可抓获他了。刘禅让亲兵陈曶、郑绰按照杨洪的意见部署，在南安峡口果然把黄元生擒了。南安峡口即夹江千佛岩的泾口。经此一役，泾口戍更名为夹江戍。
《华阳国志》载：“何随，字季业，……蜀亡，去官。”“长子观，字巨忠，清公淑慎，知名州里。察孝廉，西都、南安令，平西长史。”《宋书》载：“……南安令……”。从以上记载可推知，蜀汉末年至西晋初，至迟到刘宋时，南安县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人口终于超过了一万户。何观，成为南安有历史记载的第一名县令。
北周《无上秘要》记载：“平刚治，上应参宿，昔李阿于此山学道得仙，在犍为郡界。”中唐王悬河《三洞珠囊》载：“平冈治，水，参星。第五平冈治，山在犍为郡南安县，去成都一百里。昔蜀郡人李阿于此山学道得仙，白日升仙也。治应参宿，道士发之，治王二十年。北有三重曹溪，南有持山为志。”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载：“平羌山，二十四化之一。”北宋李聪《洞渊集》记载：“第二十一平罡治，上应参宿，下管水命，人禄寿祸福。平罡山治，在犍为郡南安县，去成都一百里，北有曹溪三重。《南犍为志》：‘昔蜀人李阿，于此得道上升处。’”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平羌化山，在夹江县西十里。《图经》云：‘天下二十四化，此其一也。’道士常正一得道此山，丹灶、履迹犹存。”此平冈治所在的化山，即现木城与青衣街道相连的周柏山一带，南安场也成为全国重要的道教场所。
秦汉至两晋时期，南安场依托南安县治，集聚了大量社会文化资源，培育了邓通、费贻、杨宗、费诗、伍梁、费立、费缉等一批知名人士，李阿飞仙被封真人，封关内侯一人、州牧一人，犍为郡因之被称为“士大夫之郡”，吸引了庞德公、葛洪等一批隐士入驻，留下了杨宗墓阙、梁王墓和数百座汉代岩墓，被称为“犍之琼瑰”。南安场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二、僚乱频仍，县治兴废
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益州刺史赵廞于南安鱼涪津大败晋西夷校尉陈总，占据成都反叛。此后，赵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重用李氏兄弟三人，收服上官昌、李攀、费他、氐人苻成和隗伯等部共四千余骑兵，又招募六郡健壮勇士使自己武装达到万人后，切断了益州与北方连接的通道。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随着李势继“汉”国帝位，僚人大规模入蜀，大量迁居南安。《晋书》谓：“蜀初无僚，自伪汉李势嘉宁元年（346年），始从徙山出，北至犍为，布在山谷，十余万落，大为民患，不可禁制。历梁至周，乃稍戢。唐宋间，犹时出害。”同治版《嘉定府志》引述《通考》称：“桓温破蜀之后，山险之多空，獠遂挟山傍谷，与人参居。故，南安诸县并多荒废，历宋、齐、梁数代，至周之嘉州，乃稍稍复旧云。”《夹江县志》记载：“今县北十面渡以东，如钩帘、修文等山，山椒水曲，獠洞森列，深至数十丈，皆獠人所凿以居也。”据考证，南安场境内的汉代岩墓被僚人占据，明清时代的学者误以为是僚人开凿。清同治本《嘉定府志》记载：“而于资中县地，别置南安郡，治南安县，汉之南安、晋之冶官相继俱废。今府治在南安郡之西，所属乐山、峨眉、夹江、洪雅、犍为、荣六县皆以獠故，荒废。”这一时期的南安场，大多被獠人所占据，发展进入了低潮期。
南朝齐代，南安出了一位精于音韵的高僧。《经师·齐白马寺释昙凭》《蜀中高僧记》记载：释昙凭，姓杨，犍为南安人。少游京师，学转读，止白马寺。音调甚工，而过旦自任，时人未之推也。于是专精规矩，更加研习，晚遂出群，翕然改观。诵三本起经，尤善其声。后还蜀，止龙渊寺。巴汉怀音者，皆崇其声范。因制造铜钟，愿于未来常有八音四辩。庸蜀有铜钟，始于此也。清同治本《嘉定府志》载：“梁王墓，（夹江）县北五里，梁武帝（萧衍，464—549年）封其第十子信于蜀郡，卒葬此。”清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在“夹江”条下记载：“按，汉南安县，在县西北二十里，至宋、齐不改。《水经注》：‘江水又东迳南安县西。’是梁时尚存，当亦隋立夹江县，并入也。”杨守敬认为，郦道元在对《水经》进行注释时，南安县仍然存在，夹江县设立后，并入了夹江。天和二年（567年），武帝“攘却夷僚，立洪雅镇”，这个“攘却”，就是驱逐、抵御，防范和抵御僚人的前线已逐步前移到了南安场北面的洪雅。可见，这一时期，南安县名亡实不亡。但南安本土的社会经济文化从此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倒退，进入了长达两百年的衰退期。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分置夹江县，属眉山郡，此夹江县名所始。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隋开皇十三年，割平羌、龙游二县地，于夹江废戍置夹江县，属嘉州。”这里临江水，水面开阔，水势平缓，有一定深度，宜于船筏停泊，是理想的天然良港，是青衣江上的重要码头，陆路东北与眉山、青神相邻，可直通省城；南下嘉州，西接峨眉，北上扼控洪雅，通达邛、管，即今天雅安、康定一带。同时靠近铁石关，“一径中通”，是天然关隘，有“一将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防御优势。南安场处于乐山北部和前出的十字路口，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地势平坦，发展无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唐武德元年（618年），夹江县治从泾上的南安场迁移到现在的夹江县城。《旧唐书·地理志》载：“夹江县，隋分龙游、平羌二县，于泾上置夹江县。今北八十里（十为衍文），有夹江废戍，即泾上地也。旧治泾上，武德元年，移于今治也。”清雍正本《四川通志》载：“唐武德元年（618年），置南安县，属嘉州；二年，改属眉州；五年，省。开元七年（719年），又以獠户置，属义州；八年，省。”武德元年，唐统治者为安抚僚民，在南安场重新设置南安县，割属于设在洪雅的犍州，与隋置唐承的“夹江”县并存，立县却只有五个年头，在武德五年就被裁撤。《洪雅县志》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益州行台郭行方于洪雅川大破僚人，俘虏男女五千口。南安场周边的僚人情况稍微平静。又经过七十多年的开拓，到了开元七年，在南安场第三次设南安县，割属设在洪雅的义州，一年后又“省”掉。从那以后直到如今的一千多年，南安镇、南安乡、南安里、南安场、南安坝、南安渡的名称，一直在乐山乃至四川境内保留了下来。

隋唐继承北周以来在僚人等“蛮”区开拓建制的政策。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平羌县，州北三十里，本汉平羌戍，在荣州应零县理，深谷戍是也。仁寿元年（601年），獠叛；大业七年（611年），移就夹江。宝历二年（826年），又于（缺一字）开峡驿，去旧县十五里。”即平羌县在隋中期至唐中期的二百一十六个年头里，一直侨置在弱漹镇，即今夹江县甘江镇弱漹村一带。《李太白全集·峨眉山月歌》注：“后周保定间，置平羌郡及平羌县，以其境内有平羌山，郡、县皆依之，以立名。唐属嘉州，宋熙宁间省入龙游县。唐之嘉州即今之嘉定州，龙游县即今之夹江县。平羌山，今在夹江县，地可考。”《乐山简史》记载：仁寿元年，嘉州被獠人占领州城。《太平寰宇记》载：“峨眉县，唐乾元三年（760年），獠叛，移就峨眉观东，合县理，是也。”“犍为县，天福元年（936年），獠叛，移于江西岸，县南临大江。”同时，唐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在四川设置剑南节度使，主管军事，防御外敌。獠人也不时出没侵扰夹江。《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七》载，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月，“邛、简、嘉、眉、泸、戎等州蛮反”。唐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入寇，与官军相持于大渡河，蛮密分兵开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渡江陷犍为。明代廷徴贤《前题》中说：“三千法界祗园沙，亿万金声亦泡影。回向谁能问性初，罡风吹衣过雪岭。”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雪坡，在（洪雅）县南，即峨眉山麓也。胡氏以为雪岭之坡。今夹江县西有雪岭，一名宝子山，坡盖在其西。宝子山，原在南安场内，与洪雅县相邻，现划入洪雅县。南安场成为乐山安抚獠户、对外御敌的砥柱中流和稳定大后方。
三、商贾云集，纸市冠蜀
在历史词典中搜索“南安坝”，结果如下：“在今四川夹江县西北二十五里木城镇。民国本《夹江县志》卷2：南安坝‘即南安废县，分上坝、下坝。上自石面渡，下至东田坝’。清费密《荒书》：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刘）文秀驻兵夹江县南安坝’。”
南安坝，是古时内陆与川西雅康地区通达的水陆要道上的驿站，曾设有双路铺。南安场，历史上有夹江首场之称，也有“五口共木城”之说，即远近的张口、泸溪口、黑林口、两路口、堰冲口，每个口岸都能通往木城。农历逢二、四、六、九赶场，商业兴盛，以街代市，为华头、南安、迎江、龙沱乡等处的货物集散地，也是往来乐山至雅安、洪雅、峨眉、丹棱水道、陆路商贾行旅的歇息之所。南安周边山区，盛产竹树，青衣江下游的人到木城购买竹、树后，将其组成筏子，顺江而下，成为夹江过境船筏进出物资的主要渡口，每逢赶场，街上拥挤，设有蚕丝、白蜡、花纱、竹木市场。街上商号店铺批发纸、大米、油酒、山货，以场口、码头最为热闹。特别是大旗山中，茂林森篁，早于隋唐时期，当地人就利用竹子造纸。明清时期，一直到民国，生产竹纸都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产品经水路远销泸（州）、叙（宜宾），返程顺带回酒、盐、纱等产品。南安依靠其舟船捷运之利，竹纸生意兴隆，竹纸产业形成规模。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川布政使司裁定“文闱卷纸”案，以雅河（青衣江）为界，南安场为代表的河西片区造纸户生产印纸、川连纸、贡川小纸。清晚至民国期间，纸业生产规模更是达到顶峰，“南安纸市”盛况空前。抗战期间，纸张需求量大，本地竹纸大量生产并源源不断发送或转运至前方，给当地纸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遇。南安场经营纸业的商号众多，其中一些渐成富商巨贾。现保留下来的张家大院、张家花园，是南安场中最为豪华富丽的私宅。张家大院，为“回”字形围楼式合院建筑，占地约八百平方米，有房间四十八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该院为夹江县第三区公所和木城镇政府办公地。传说大院主人张氏清晚时为当地纸业富商，同时经营木材等商品。该大院石基上为两层木结构围楼，楼内有回廊四通，俗称“走马转角楼”，如此结构和样式的建筑在四川非常少见，外域风格凸显。石雕和木雕满布，保留完整的张家大院整体建筑设计巧妙，工造精细，实为古代木构建筑之精品。而张家花园，庭院八字阔门，青瓦木构，正院天井和两侧院里遍植花木，天井和台阶全由石板铺砌，础石上的雕刻非常精美。整体建筑保留完整，为典型的清时四川大户人家宅院。史家大院，曾改作木城供销社旅馆，三进院落，有正屋、厢房、天井、花园，从其建筑规模、制式上，也能看出该大院主人也是早期的富户大家。下街的“绣花楼”，专供富商家家眷绣花读书所用，风格别具，高大的封火墙与细腻的各类雕饰，融中西建筑元素于一体，突出地表现出地域特色与时代气韵，也表达出其主人开放的胸怀及其审美意趣。

南安场在历史上因兵燹战乱，几经沧桑，地方志记载以明末清初时期最为严重。《职方典·嘉定州·夹江县》记载：按夹邑，古无关名，止千佛岩，孔道上巉岩，下江潭，一径中通，曲折上下，险出天成，真要隘也。明时有水云阁，景最可观，后毁于贼。明末守土者因其地以为关，立楼建坊于前，名曰铁石关。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逆贼郝承裔叛于雅安，我师不及觉。适侦卒至，询知之，突御于铁石关上，贼半日不得渡，百姓乃得奔入深山，荷以保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部下刘文秀号称三十万大军，由丹棱、洪雅入侵夹江。夹江南安镇人、时任明末永明王麾下千总的周鼎昌，临危受命，以副将身份回家乡守护南安场，利用圆木竖栅壁垒，刳大树挖空装火药制成“木狼”土炮，隔岸攻击刘文秀阵前大军；又编乱草为筏，命数百人藏于草筏中，从上游如败草飘流而下，将敌所构浮桥以钩、刀肢解，分割敌兵于两岸，将敌方西岸乱兵尽数俘获，刘文秀损兵折将败回成都。丹棱人彭肇洙曾在《蜀碧》中评述此事，民国本《夹江县志·人物志》有详载。为纪念周鼎昌竖栅、刳大木为炮、编乱草为筏、计断浮桥等卓越计谋，故南安又改称木城。
南安场的古迹，以前寺庙建筑有大明寺、东岳庙、三元宫、将军府、武圣宫、法华寺、高庙子等，大明寺为明代建筑，解放后辟为粮库，其余皆毁或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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